梁启超和他的孩子们:一门三院士 父子九专家

西安普菲克教育2019-08-21 09:08:21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更是个极成功的爹。时间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总说自己忙的爸爸们,不妨看看本文,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挣钱养家就是合格的爸爸吗?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文|丁琬懿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的领袖,所著《饮冰室合集》超过1000万字。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成功爸爸——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


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有人说,子女优秀是因为梁启超基因好、学问好、耳濡目染、交游广阔……等等,总之,孩子好不能说跟他没关系,但也未必是他刻意努力的结果。


其实不然。近代名人,子女不成材的很多。满门才俊绝不可能是偶然,更不可能靠基因。看过本文,你一定会发自真心地慨叹:“为父当如梁启超”。


图为梁启超


1

家书数百封

给每个孩子特殊关注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


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也确是如此。梁启超常在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宝贝思顺”,即使当时这位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


要知道,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事实上,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长子梁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这样的父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注入孩子的生命,必然滋养出自信的花朵。而自信,正是一切成就和幸福的基础。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图为梁思礼院士及妻子麦秀琼


2

为子女成才倾尽所有

金钱、时间、精力,均不计成本


梁启超宁肯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为子女成材,可谓用心良苦。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1912年,他一回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


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写信说:


“我替你人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长女思顺甚至写信来说要负担他全部生活费用。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图为梁思成及林徽因


3

自求真理,尊重子女

不在孩子身上寄托梦想


很多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其实父母是没有权利放弃个人努力,如鬼魂托梦一般把自己的人生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的。


从这点来讲,梁启超正是那种最可敬、最可爱的爸爸,他自己从支持维新到赞成革命,从积极从政到潜心治学,一生求索真理,不停改弦更张。


正如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所说:“任公(梁启超)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同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参与革命,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却又耐心述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


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的婚事都是梁启超“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所谓“包办”,即是由梁启超牵线搭桥,再由儿女们自行决定。


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图为梁启超


4

以同理心推己及子

关注孩子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


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


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她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还对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


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


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


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也做到了这点,全力付出,不求回报。

(本文为作者丁琬懿原创,选自微信公众号:彩色斑马)


延伸阅读:

近代史传奇家族:一门三院士 父子九专家

文|孟繁之



梁启超是近世中国翘楚人物,文事政治,迄今无可与匹。其于公务繁剧之余,子弟教育亦颇成功,十个子女,除了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即夭折的“小白鼻”外,其余八位全部成才,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三人,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培养出一门三院士


20世纪中国,以培养子弟整齐,于文化界、学界有重大影响者,主要以两大文化世家最为著名:一是建德(或东至)周馥、周学熙家族,再就是新会梁启超、梁思成家族。建德周氏“明”、“良”两辈人才辈出,出了周叔弢、周叔迦、周季木、周志辅、周梅泉,及周一良、周珏良、周炜良、周煦良、周绍良、周呆良、周以良、周与良、周景良兄弟,于人文社科及理工科诸领域,大放异彩,令世界瞩目。而新会梁氏,亦不逊色,梁启超后,“思”字辈14人,除早夭的5人外,其余9人全部成才,且每一个在各自的领域均成绩斐然,臻臻一流,其中思成、思永、思礼3人,更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的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20世纪的中国,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也至少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都是与他们各自对子弟的培养分不开的。以建德周氏而论,周馥使这个家族由安徽乡下穷乡僻壤一蓬门小户,一跃而为仕宦人家。其晚年所著《负暄闲语》,敦厚之门风及家训,早已寓于中。周学熙再使这个家踏足民族工商业,南张北周,与南通张謇家族南北各领风骚,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领军家族。而至周叔弢,则以身教为法度,以“人能笃实,自有辉光”教子弟,以是子弟多向学、求智慧者、眼界之大、个人情操均远迈侪辈。而新会梁氏家族,梁启超亦以科第起家,康梁维新,赖其擘画者多,由是天下知名,虽一度亡命海外,其声誉不稍杀,民国政坛,皆有参与,是近世中国一时无两的翘楚人物,文事政治,莫与其匹。但过去对新会梁氏之注意力,或在梁与戊戌之关系、与民国之关系,或梁思成林徽因爱情,鲜有论及其家族文化者。


与周叔弢先生教育子弟重身教不同,梁启超对子女的“爱”,是形诸笔墨的。用“笔锋常带感情”来描述他的家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以“宝贝”来称呼他的子女,如:大宝贝(长女思顺)、小宝贝庄庄(次女思庄),有时则称“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们”,每封书信皆蕴含浓浓的父爱与深明通达的思想。他教育子弟: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从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对子弟的悉心培养,他非常细致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位子女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从学业、人生、情感到健康与理财观念,细细叮咛,反复讨论,以自己努力生活的身影与爱,为孩子建立信心,既有生命大方向感,又有生活细腻感的胸怀。在家书中,他对子女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种“十二分热烈”的“爱情”,散见于他写给子女的这些家书中。


一位父亲的信,演示百年家族的立世之道。读这些书信,我们会感受到坚定温柔的父爱,和超越时代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


梁启超前后有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正房夫人李蕙仙是贵州人,她哥哥李端棻在晚清时曾任礼部尚书。1889年(光绪十五年),17岁的粱启超赴省会广州参加乡试,被时任主考的李端棻相中,主动将妹妹嫁给他。两年后,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赴都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王桂荃是梁、李结婚时,李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因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经李蕙仙同意,收为侧室。孩子们称李夫人“妈”,称王夫人“娘”。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十分尊重并时常关心,他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二位夫人共为梁启超生育了10个子女,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除了英年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就夭折的“小白鼻”(Baby)外,其余8个皆全部成才,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


梁氏一室“满门俊秀”,他们的情况分别是: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缺乏建筑人才,因而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6年赴美讲学及考察建筑教育。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一代才女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生于澳门,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东亚考古。其间,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邱)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1934年出版的由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躺在病床上主持着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一代。由于工作辛劳,体力更加衰弱,终于不支,于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未满50岁。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也说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6年至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年至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学,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她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工作,在这方面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作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他曾参与科学院经济所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1965年主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1972年退休,现住北京。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她在太平洋彼岸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立即回国。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她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梁思宁(1916年-),四女。生于上海,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姐姐思懿的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于北京,1941年当他17岁时随姐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则。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他为祖国从无到有的导弹控制系统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作为全国十名有突出贡献的老教授之一,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梁思礼是1964年实验成功的、我国自行设计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使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完全脱离了仿制苏联的“框框”。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我国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梁思礼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工作。在他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十分用功刻苦学习;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学贯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技术运用在祖国所需要的研究上;他们都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们又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书信


1926年2月18日,《给孩子们书》:


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


徽音(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因)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此信写于任公住院之时。此时任公的身体以“膀胱中长一疙瘩”,住德国医院接受治疗,备受痛苦,但依然惦记着国外留学的孩子们(包括林徽因)。此封信及孩子们的学费问题,也再次说及徽因的学费,说已“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徽音(因)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这自是将徽因当作自己孩子一般看待了。并再次引前去信的话开导徽因:“徽音(因)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1926年2月27日,《给孩子们书》:


前两天徽音(因)有电来,请求彼家眷属留京(或彼立归国云云),得电后王姨亲往见其母,其母说回闽属既定之事实,日内便行(大约三五日便动身),彼回来亦不能料理家事,切嘱安心求学云云。他的叔叙说十二月十五(旧历)有详信报告情形,他得信后当可安心云云。我看他的叔叔狠好,一定能令他母亲和他的弟妹都得所,他还是令他自己学问告一段落为是。


却是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他本来想思忠学工程,将来和他合作。现在忠忠既走别的路,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我的计画,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现在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所以生计问题,刻不容缓。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我对专门学科情形不熟,思成可细细审度,回我一信。


这封信告诫思成的话,纯为徽因着想,迄今读来,尤令人感动。任公对孩子的爱,溢于言表,他原先的计划,是孩子们长成结婚后先跟着他在家里住上几年,不急于出去成立小家庭,“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林长民去世,林家本来复杂,长民身后,更是分崩离析,彼此自作打算,任公告诫思成,归国后因要迎养徽因之母,因此谋生问题,得细作考量,不能纯以兴趣。


往日研究者谈林、梁爱情,多止乎二人情感交流,及徽因于世俗之考量,鲜有谈及任公人品、道德对徽因个人之影响。以上书信,见微知著,徽因当日读来,当感激莫名,加以思成对她体贴有加,此某一程度,当也促进她与梁思成关系之确定。

(本文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7月26日第13版,原题:《梁启超和他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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