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社文学•独家】王灵书与黄帅

榆社文学2019-08-17 14:27:12

十年前,山西榆社县岚峪村人、中国妇女报高级记者、著名作家王灵书独家采访了轰动全国的“小学生事件”的主人公黄帅。十年后,当年全国闻名的“革命小闯将”黄帅突然英年早逝,王灵书报告文学《走近黄帅》网爆荧屏,揭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哀悼传奇人物黄帅。

                         ——编者


  

 

    看过《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关于“小学生事件”的报道,一定会对黄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小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我接触她以后,特别是全面了解了她的个人成长和家庭情况后发现,她是一位通情达理,有点内向、腼腆的女性,甚至可以说有点柔弱。她待人处事,总怕对不住别人,宁肯天下人负我,我不能负天下人。她就是一片普通的树叶,一个12岁的小姑娘毫无思想准备,就被非理性时代的狂飙突然卷入到政治风波中去了,粉碎“四人帮”后,她又被作为替罪羊,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正上初三,16岁的黄帅又经历了数不清、说不尽的苦难。

    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了大学以后,鼓起勇气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中纪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1981年3,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做出调查。同年,黄帅及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如今,“小学生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当事人黄帅也不幸英年早逝,作为一名深入采访过她的负责任的记者,应该讲一些公道话,还她的本来面目,也是对黄帅的一种悼念吧!

    轰动全国的“小学生事件”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黄帅的同龄人了解这件事的背景和来龙去脉,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笔者重新在媒体上发表我的报告文学《走近黄帅》,是为了给我们这个经历了惊天动地的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民族和人民,留下一点记忆,作为历史的参照系,以后永远不要犯这种非理性的错误!正如我在那篇报告文学的末尾写下的那段话: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彩虹,走进阳光,走进希望!

    愿我们永远告别惊魂动魄的日子。

    愿12亿(当时的全国人口)勤劳、善良的人民都能心灵宁静,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黄帅心语》是她送给王灵书的一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为她出版的的一本散文集。里面有王灵书写她的报告文学《走近黄帅》。淡淡的封面设计,正如作者的心迹。

  这是黄帅送给王灵书的一套她所在的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新编唐诗故事集》,共四本,他们都十分喜爱、阅读这套书,可惜已经物是人非,再也见不到赠书人了……


 

  黄帅给王灵书每一本书都写了不同的赠言,从落款和称谓上看不是一天写的,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的字一看就是练过的,非常漂亮、俊逸!

  这四段话分别是:

王灵书老师:

  让我们在各自的读书生涯中,亦彼此阅读吧!相信都有极强的可读性。

             黄帅

         2004年5月黄金周

灵书兄:

    我也喜欢李白的豪迈,一张口就能喷出一腔诗情……

             黄帅

           2004年5

灵书兄:

    这个世界您来得早,入得深,而我晚且浅。但与您一样,只要进来心灵就被磁化,磁力线在优美地排队,向高尚看齐。

                 黄帅

               2004.5.7

灵书兄:

    我们是这套书。共同的读者,您来这里时,我可能也在,在某一页,某一行流连……

               黄帅

               2004年春


 “真实的黄帅”和那个“非理性年代”


黄帅12月10日匆匆地走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不敢相信……

她才53岁,她那么热爱生活,她怎么能舍得这个世界,怎么能舍得儿子和其他亲人?

我是她生前接受深入采访的唯一一位记者,我写她的长篇报告文学在2007年5月在《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虽然不经常见面,但是经常联系。

可是从去年开始,我给她发短信、微信,都不见回复。我虽然知道她经常去日本,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现在我才知道,她是生大病了,怕我去看她,她是不想让我看见她患病的样子……

黄帅走了,她和她经历的那个时代,她经历的那个轰动全国的“小学生事件”,永远定格在20世纪70年代。

这个事件虽然是由她写给《北京日报》的一封信引起的,但是,她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

其中的,我重新发表我在《报告文学》上那篇写她及“小学生事件”的原稿,让同龄人共同反思那个非理性年代,让年轻人了解那个非理性年代。

愿匆匆而去的黄帅一路走好!

附:王灵书报告文学《走近黄帅》全文

走 近 黄 帅

     ——轰动全国的“小学生事件”揭秘

 

心扉这样敞开

早就想采访黄帅。

从那个非理性时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黄帅。他们一定想知道黄帅那大起大落的幕后故事;一定想知道她是怎样走过苦难的昨天;怎样放下历史的包袱;怎样超越过去的阴影;怎样走入正常的生活;怎样走进阳光的今天。

早就想采访黄帅。

我们是同时代走过来的人。虽然我没有她那天上地下的经历,但我思想上由“从蒸笼上卧到冰凌上坐”的心灵轨迹是相同的。因此,我能充分地理解她,自信也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她。

早就想采访黄帅。

她上高中、大学时,我不在北京,我那时是一名穿军装的新闻干事,还不是一位可以自由采访的职业记者,没机会。她参加工作后,我解甲从文,在首都当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她工作单位的电话联系,但被礼貌地谢绝了。后来她又到日本留学、工作,10年不在国内,鞭长莫及。

早就想采访黄帅。

事到临头,我又犹豫、退缩了,这一拖就是两年。我不忍心让她回忆已经过去的苦难;不忍心让她揭开已经愈合的伤痕,咀嚼过去的痛苦。我不愿意因此打破她现在平静而规律的幸福生活,重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怕只是一段时间。

我又不得不采访黄帅。

我遏制不住一次又一次的职业冲动。每当我打开保存了30多年“小学生事件”全套报纸原件,我就越加想实现我多年的夙愿。我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等待了许多年。

200312月初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不由自主地又拨通的黄帅的电话。她本能地畏惧记者,我的职业责任感又不允许隐瞒自己的身份,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她,她最终还是答应约个时间见面聊聊。

20031211日上午,我没带摄像机、录音机、笔记本、笔等任何采访工具,驱车赶到黄帅单位。我真是想同她随便聊聊,可以不写任何东西,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走近黄帅的。真没有想到,当我们面对面时,彼此都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攀谈起来,政治、经济、历史、人生、新闻、出版……我们竟有那么多共同话题。我们从上午谈到中午,中午谈到下午。我向她介绍我,她也对我讲她过去的故事。我发现她早已超越了历史,超越了自己。沉重的话题从她嘴里说出来竟变得无比轻松。我问她:

你不想把这一切告诉关心、关注你的千千万万读者?

想,这件事我迟早要做。她答。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她微笑了。

对新闻界封闭了近30年的心扉就这样对我敞开了。

于是,下午,我从她办公室借了纸和笔,开始了正式采访。滔滔不绝的交流,使时间变得格外短暂,双方都还意犹未尽,夜幕已经降临,从上午到傍晚,不覚8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好暂时作别。

不设防的交谈,让两颗陌生的心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我真的走近了黄帅。更准确地讲,是二三十年来一直惧怕记者的黄帅让我走近了她。

                            

没想到她那么阳光,那么帅

和黄帅通电话,每次感觉她都彬彬有礼。每次通过电话,我手捧着报纸上刊登的她12岁的照片,想象她现在的样子。30年的岁月,30年的曲折经历会把她塑造、雕琢成什么样子?我脑海中会闪现出许多个不同的黄帅。我想她会是一个十分谨慎,说话很讲分寸的中年女性;我也想象她一脸忧郁,不苟言笑;我甚至还想象她对这个社会封闭了内心世界,遇人对事有点神经质……当我见到她时时,我发现,我的想象再丰富,都没有脱离惯常的思维逻辑。所有的猜想全都落空了。诸多形象思维一下子幻化统一到了面前这位鲜活的现实形象上。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数九寒天,冰封雪地中,挺立着一位满面春风,一身阳光的青年女性。她的脸上,还留有12岁的影子,可是一切都向美丽可人的方向发展,出落的比30年前更动人、更漂亮了。她的肤色,用那句听惯了的广告词来形容更为贴切: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因此才有不施粉黛,胜施粉黛的效果。她苗条、匀称的体型,着一件红黑相间现代图案的很热烈的上衣,配一条黑色长裙,把一位知识女性的高雅气质表达的恰到好处。在我们交谈的8个小时内,她轻松豁达,亲切自然,谈笑风生,一脸阳光,讲述过去,就像是叙述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曲折故事。回忆痛苦,她没掉过一滴眼泪,甚至脸上都没有飘过一丝阴云。她的这种超然的心态让我无比吃惊,更增添了我探求她的欲望。

12岁因给报社写信,被当时的当权者利用全国主要报刊、电台来大肆抄作,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她一夜成名,红遍全国。16岁上初中时,因政治气候的突变又被打成“小爬虫”,惨遭围攻、漫骂、殴打、批判,全家人都连带受过,父亲被抓,母亲被批,妹妹被打……那时,她正处于身心成长期,像她这种情况,活下来就是奇迹,她活得如此平静、自然、豁达、幸福就更是一个超级奇迹。她已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回忆者,她更是一个能超越个人荣辱、得失的大写的人;是一位在播种了苦难的地方收获成熟的智者。怪不得她的视觉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那么多。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祸起日记

黄帅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底。那本来是小学生时代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黄帅那年12岁,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求有两点:一要写心里话,二不能有错别字。黄帅就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九月七日,她写了这么一篇日记。

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注意些。

当黄帅高兴地把这篇日记交给班主任时,心里还觉得可能会受到老师表掦,因为自己的日记一定符合老师的两个要求,即讲的全是心里话,心里想的就是:老师的教鞭应该指向黑板,而不该打向同学的头。此外,为了消灭错别字,她查了好几次字典呢。

这篇日记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从字面上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小学生的童真与直率。遣词用字,也是有分寸的。如说老师那句话,不是说得不对,而是“说得不够确切”,“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如果黄帅碰到的是一位虚怀若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老师,除了克服自己的疏忽之外,不会发生任何问题。那样,中国20世纪70年代就不会出现“小学生事件”了,不仅黄帅的人生历史会是另外一种状况,而且中国的那一段所谓“教育革命”的历史也会改写了。可惜,历史不是建立在“假如”上,它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的结果。

情况完全出乎小黄帅的意外,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大发雷霆,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几乎是抓住黄帅不放,找茬儿批评她,讽刺挖苦她,说什么“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还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在这种动辄搞大批判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的支配下,在五年级二班形成了一个小气候,这对一名12岁身心都很稚嫩的小学生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一段时间里,黄帅的日子很难过。她白天上不好课,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常常在做梦的嚎哭声中惊醒。黄帅曾向学校提出为她调个班,这个要求没实现。后来,父亲又领她找到海淀区教育局,要求调班。接待这父女俩的一位干部听了他们的诉说,也觉得此事这么处理,做得太过分了,说:“这种现象叫师道尊严。”还在纸上写下了“师道尊严”四个字。找过区教育局后,调班的问题也迟迟没有落实。

                          

向《北京日报》求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黄帅偶然间从她订阅的《北京少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所讲述的也是一位小学生因给老师提意见,发生师生矛盾,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于是,那位小学生就给《北京少年》杂志写了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与无奈。杂志社收到他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一位记者到他们学校,找写信的同学和那位老师分别交谈,使他们的矛盾及时得到解决,从此师生成了朋友。黄帅看了后很受启发。她想,我和老师的矛盾靠我们双方是很难妥善解决的,何不找找报纸、杂志的叔叔阿姨,请他们也派人来学校分别找我们谈谈,让我们和好如初呢?黄帅那时经常能看到《北京日报》,她就提笔给该报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全文如下:

我犯了啥错误(注)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该文发表时将原题改为《来信》

黄帅原来并不知道什么“师道尊严”,她是在教育局反映问题时,第一次听接待他们的那位同志使用这个词。也许正是“师道尊严”这四个字打动了《北京日报》编辑、记者们敏感的政治神经,才把这封本来十分普通的读者来信送到了上面,从而在全国演绎出了一场所谓的“教育革命”。

糊里糊涂被捧到天上

信寄出去后,黄帅天天盼着报社的叔叔、阿姨们来学校帮他们解决师生矛盾。过了一段时间,《北京日报》来人了解情况,并找黄帅谈过几次。后来传出消息,说《北京日报》要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公开发表。黄帅一听吓坏了,虽然她年纪小,但她也能判断,这些东西登在报纸上,事情可就闹大了。她写信的惟一目的,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他和老师的矛盾,好让她能安心上学。

谁知,在那个非理性时代,一切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一切要为政治服务,黄帅的这封短短读者来信,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于1212日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来信仅600多字,编者按就有1000多字。编者按对黄帅的来信评价极高,称“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还说“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该报同时还刊登了黄帅的六篇日记摘抄。黄帅挺纳闷:我的日记只交给了老师,怎么也被弄到报社公开发表了呢?

《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12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也加了编者按。指出:“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人民日报》曾发表报道称:“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后,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师生受到很大鼓舞。学校党支部以黄帅的来信、日记和《北京日报》编者按为教材,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热情支持黄帅反潮流的革命行动,并以此来推动教育革命向前发展。中关村一小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在课堂上,走廊里,操场边,热烈讨论‘向黄帅学习什么’?‘怎样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学生’”?中关村一小立即变成了北京市乃至全国教育革命的典型,经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经验。学校领导经常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应邀作报告。有的还被提拔为区教育局的领导。同黄帅粘边的单位都说这个“反潮流典型”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黄帅还同校长应邀出席庆祝国庆的国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一不留神迷迷糊糊地被捧到了九天之上。

                           

突然一落千丈

1976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她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高兴。她和同学们加班加点地写标语,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传遍全国。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跟她走对面的同学,认识的不认识的,会骂她“小爬虫”,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方向会飞来石块、砖头……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小学三年级的妹妹的处境也同她一样,经常遭到无辜漫骂、殴打。有一次腿被打得鲜血淋淋,是一边哭一边单腿跳回家的。他们姐妹俩晚上睡觉经常做恶梦,被吓得大喊大叫、经常哭醒,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小学生事件”发生那年,黄帅的母亲在河南的“五七干校”,不在北京,比大家看报纸,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还晚,仅仅因为是黄帅的母亲,一样被批,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当时黄帅的母亲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是全休病号,也不得不天天到单位去写检查,接受批判。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黄帅的家连续被抄:镜框被橇开,信件被抄走……有一天,黄帅和妹妹在楼下听到一个男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死了!”姊妹俩当时就吓哭了。姐姐领着妹妹来到父亲单位,门卫不让进。黄帅说:我爸爸是死了吗?门卫说:“没有。你们回去吧。”姐妹俩的心才落了地。这事姐妹俩没有告诉妈妈。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回到家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过活。


 

我不能倒下”

苦难是一所“学校”。

它带给人们不幸的同时,也有一些馈赠。它能使人坚强、成熟、忍耐、自信……黄帅就在这所“苦难学校”里历练着。

爸爸被抓了,妈妈病得很重,妹妹还小,黄帅一遍遍对自己说:黄帅呀黄帅,你就是这个家的支撑了。你再倒下,这个家顷刻间就会家破人亡。父亲的话又响在她的耳边:“小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便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在苦难的日子里,父亲始终是她的精神支柱。

黄帅就像孙悟空被投入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在汹汹烈火中,她变得坚强、成熟起来。她善于将自己的痛苦深深地隐藏在心底,而将快乐放大,逞现在学校、家里。有时,她遇到欺侮,实在太痛苦、悲伤时,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大哭一场,之后到水管旁洗个脸,就又把快乐堆满笑脸。晚上睡觉前,她会用一根铁丝将窗户缠死,她怕万一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她想,就在解铁丝的几分钟内,足以让她恢复理智。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黄帅把学习坚持了下来,没有旷过一天课。她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

                            

世上还是好人多

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大多数人的良知和正义不会消失,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决定的,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摆脱偏执、野蛮、非人性而走向文明、进步、理性的力量所在。

黄帅能走出苦难,她自身的坚强是内因,而铸就她坚强有两种力量。一是她有一个充满温馨和爱意的家庭,她有一个充满阳光雨露的微环境。二是来自身边及社会许多陌生人的关怀和帮助。她说:无论外面有多少疾风苦雨,我生活的内核还是温暖的。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和关爱,让她从沉重中感到轻松,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悲苦中找到快乐,从暗夜里窥视出光明。当她忆及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时,她内心和言语总是充满感动。

“在那种孤苦伶仃的苦难日子里,晚上我们家的门经常突然被推开,邻居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我们家媒气没有了,只要听到16岁的我和9岁的妹妹搬动媒气罐的声音,楼道里几乎所有的家门都会打开,叔叔、阿姨们会抢着帮我们把煤气罐搬到楼下,帮我们换好后又抬到楼上。

有好心的同学每天来和我一起上学,向我飞来的石头,常常落在她们身上。

学校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一位老师就在写着‘打倒黄X’、‘打倒X帅’的大字报下拍拍我的肩,轻轻地说:‘在我眼里,黄帅,你还是三好学生!’

还有一次,我所在学校和爸爸妈妈的单位召开联合批斗我爸的大会,学校让两位老师带我去父亲单位参加爸爸的批斗会。他们领我走到会场门口,未经请示任何领导同意,就对我说:‘你不要进去,你回家休息吧!’使我避免看到爸爸被剃光头、被揪斗而遭受又一次残酷的精神折磨。这么多年,黄帅一直想对那两位好心的老师说声谢谢。

我上中学学军时,同班长、排长关系很好,回到学校还常联系。我挨批后,不联系了,但我们班长会从很远的军营赶到我家楼下,不便上家,他就在外边盯着我家窗户,直到看见我的身影,才会放心离去。类似关爱我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末了,黄帅收起了感动的面容,严肃地说,正是这些有正义感的好心人伴我走出苦难的阴影,他们用行动给我的心田播下了爱的种子,经过多年心血的浇灌,已经开花、结果。我要把这些爱的种子发扬光大,播散给更多需要关爱的人,这是我对关爱过我的人最好的报答。

                      

考入大学 进入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979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中学毕业证书。她中学5年的学习情况在成绩册上是这样记录的。除了英语科在高中第二学期的成绩是“良”,体育科有三个学期是“中”外,在五个学年的十个学期中,所有成绩都是“优”。学校在她的毕业鉴定中这样写道:“热爱学习,自觉学好各门功课,勤奋刻苦,时间抓得紧,有毅力。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关心集体。无论在学校或外出学工、学农劳动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劳动中积极肯干,不怕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希望继续经受党和人民的长期考验。”

黄帅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给她的毕业鉴定,为这个在小小年纪便饱经苦难的小学生做出了公正的历史结论。

紧张的高考复开始了,同学们有的挑灯夜战,以功取胜;有的深化理解,以巧取胜,大家都在信心百倍地迎战高考。而黄帅却心力交瘁,身心状态糟到极点。

她写到:“时间属于我,空间属于我,用毅力和心血换来的知识基础也属于我,可是大脑却不属于我,它像脱缰野马纵横驰骋。我的心像遭到乱箭穿袭,躲过一支,又被一支射中……

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片深邃的漆黑,发出悲凉的呼唤:上苍啊!赐给我一点睡眠吧,让我恢复一下脑力吧!

已被打为敌我矛盾,在单位负责清扫厕所和大院的爸爸在黄帅的案头写下了八个大字:“沉着应战,一定胜利!”还给她画了大脑的兴奋抑制图,告诉女儿,闭目养神也能达到恢复脑力、体力的作用。

晚上,妈妈在她的床边躺下,唱起了哪早已陌生了的催眠曲:“小帅儿乖乖,把门儿开开,不开,不开,妈妈不回来,门儿不能开……”

黄昏,父母伴她漫步在田间小路。

黄帅的心灵痉挛缓解了,淡淡的睡意爬上了她的眼皮,慢慢地,晚上她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她抓紧一切时间冲刺,良好的基础,加上扎实的复习,使黄帅在高考中取得胜利。她所在的北大附中重点班有30名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黄帅名列第9

在黄帅填写的招生登记表中,她写了四个北京工业大学,共八个专业。她在政治运动中被运动得太久、太惨烈了,她要远离文科,远离政治。

197995日,黄帅收到了新生录取通知书。9日,黄帅在双亲的伴送下,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也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黄帅曾经饱蘸感情回忆了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温馨:

“北工大是温暖的。同学呵护我:在宿舍,我一转身,衣服便被同窗姐妹拿去洗了;老师呵护我:我病了,一位老师把我叫到他家,给我熬稀饭并开导我的精神;领导呵护我:当我被新闻媒体围追时,“黄帅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始终是校方对我的保护原则。医务室的大夫,食堂的大师傅,保卫处的干部,他们的笑容也总是关切的,友好的,理解的。

谁不渴望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周围是个理解的海洋?谁不认为一个充满理解的世界和一个没有理解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两种人生。有人说理解不能当饭吃,可我觉得理解就是我的粮食,因为没有它我便感到饥饿;理解就是我的甘露,因为没有它我便觉得干渴。每当获得它时,我不知要把它拿到心里咀嚼多少次,回味多少回。5年来,母校对我的理解与呵护使我对这所校园产生了一个情结。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好好报答它。

                         

为父亲平反

黄帅上大学以后,虽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压迫着她的家庭,压在黄帅的心头。令她感到悲哀的是,黄帅成名的时候,学校也好,记者也好,政治家也好,都说“黄帅是我们培养的”,“是我们发现的”总之“黄帅是我们的。”小学生黄帅所在一个大舞台上,上面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而从来没有过父母。但当黄帅落难后,所有的“叔叔”、“阿姨”,所有舆论界,所有政治家,全从舞台上跑了,没有一个人来出来承担责任,都一齐把责任全部推到小学生本人和一生从事科学工作、无权无职的父母身上。

1957年,黄帅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随即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一生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工作。

假如没有“小学生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学者一样,努力在自己的科研领域里辛勤耕耘,从容收获,过正常的专家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不仅是她给他惹了大麻烦,更是基于父亲对她高山雨露之爱。

她忘不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自己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粮油限量供应,鸡蛋价格昂贵。生活入不敷出,温饱难解。在一个黄沙漫卷的傍晚,他父亲抱回了一只母鸡,兴冲冲地对妻子说:“小帅有鸡蛋吃喽!”母亲看了看这位孱弱的不速之客,摇头叹道:“该用什么来喂你?”在那个岁月,连菜帮菜根也早已成为几亿人的充饥品。

在他家四面透风的小阳台上,黄帅的父亲搭了一个保暖的鸡窝。鸡窝里面放着两个旧罐头盒,一个用来盛水,一个用来装食。母鸡生活的“基础设施”建造完毕后,他每天下班后挖些野草回来。一进门,便把家里的切菜板翻过来“咚咚咚”地将野草剁碎,开始忙起他的“科学实验”。

经过一套完整程序的加工,几日后野草中居然钻出了一条条幼虫,“科学实验”成功了。如此困难时期,家里的这只鸡竟能每日摄取高级动物蛋白。母鸡渐渐强壮起来,很快便开始下蛋。这位声学家在一个笔记本上,对母鸡的出产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末笔是“此鸡产蛋共计256个,滋养了我家帅儿。”当它走完生命的里程后,他在它生前居住过的小阳台上立了一个碑,纪念这位雪中送炭的使者。

黄帅忘不了,她刚出生时,是父亲为她亲手制做了一张小床;在她羡慕别的同学穿上的确良时,是父亲为她亲手缝制了的确良裤子;母亲在干校劳动改造时,是父亲为他们蒸出了开口笑馒头;她曾把父亲亲切地称为“巧父”。

黄帅忘不了,在她遭受精神重压时,是父亲伴她散步,给她写信,讲述人生坎坷,阐释做人真谛。没有父亲这个精神靠山,黄帅也可能只有昨天,没有今天。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她大胆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中纪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做出调查。同年黄帅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父亲单位召开了全所大会,宣布“定性不准,处理不当,恢复党籍,恢复工职”,补发了工资,并为父亲恢复了名誉。

从此,黄帅一家被还了历史清白,过上了普通人的太平日子。

留学日本

黄帅在北京工业大学苦读5年,1984年9月,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她的外语非常好,她申请报考了西德、美国等国家的多所学校。不久,她收到了西德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准了奖学金,她决定西行。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她改道东渡了,从此开始了遥遥10年的东瀛路。在日本,她先学了一年日语。后来考入日本的名牌大学——东京大学大学院,专攻广域科学。

黄帅说,日本的留学生活是紧张的,但谈不上艰苦。她在回忆这一段留学生活时写道: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眼前的这双手依然纤细嫩白;我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的走廊还能容纳一盆君子兰;我不曾为签证忧心忡忡,护照上总是如期多了一块方章,年复一年;我不曾受学费的重压,当我入不敷出的时候,学费总是得到了减免。在这几个‘不曾’的范畴里,我未与很多同胞共难。

但是,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的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初到日本的一个晚上,我在卫生间读了好久的书,反正也没人等着上厕所。不料,当我走出厕所,家里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里的旧洗衣机转着转着出了毛病,酿成水灾。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水漏到楼下了!’砸门声震天动地。十万火急之下,我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夜晚,我躺在硬床板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是我箱子里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铺’,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身子我的“被子”就会碎的。

虽然,被褥晒了好多天也不干,我的眼泪却干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逢人便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上好)!’,下午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对我关怀备至。我宿舍里的全部用品几乎都是大家捐献的,当然也包括那台漏水的老旧洗衣机。几个小伙子还羞答答地凑过来跟我说英语,争着为我讲解业务。我紧张而快活,一点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长,公司的一位老姑娘开始和我过不去……

我有一件从北京带来的蜡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闺秀’,北京的朋友都这么说。可是老姑娘却说在日本它只适合当围裙。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关心我的青岛女士送给我一块装饰手表。我觉得戴上它才不辜负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专门选了一件与手表同色的浅蓝色上装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说:‘这表是儿童手表,你戴它不难为情吗?’后来,她又问过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们中国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吗?你们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还是上山挑?’等等。她还当着我的面邀请公司所有的人去听她姐姐的钢琴演奏会,惟独不叫我。好象我只是公司的一台计算机、一把椅子一样。我的自尊心屡屡受伤,晚上回家一出地铁眼泪就含不住了。‘你也曾留学美国。在异国他乡也遭同样冷遇,你该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无数次与她对话。

就在发冬季奖金之前,我辞职了,毅然决然,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我不是难民!’当时,我还年轻,自尊心完全没有弹性。

1993年初春,我的毕业论文进展顺利。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我在洗澡间滑倒,背部扭伤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是疼得想打滚。医生给了我解疼的膏药,每片膏药都是大大的,富有弹性。回家后对着大镜子,我试贴了好几次,均告失败,因为我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无奈,我把膏药拍在门上,然后用背去蹭门,依然屡屡失败。从背部,从心底钻出来的两股疼痛合流、并轨,把我击倒了,我趴在床上痛哭了。我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我有学上,有工作做,可是我没有一个最最渴望的家。异国的孤绝,思乡的殷切,‘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况味,这一夜我是尝尽了。

我爬了起来,站了起来,坚强了起来。疼痛是一种滋味,孤独也是一种滋味。痛苦与孤苦是人生中必上的两道大菜,我品尝了太多,我的整个人生有了味道。我咬住了牙,我顺利地完成了答辩,会场中竟然没有人发现我有何异样。答辩完后,导师拍我的背,同学楼我的脖,他们每对我亲昵一下,我就要叫一声‘哎呦——我疼!’”

1993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

1998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10年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谈到这10年的东瀛之行,黄帅长长出了口气,她说:

“我从遥远的地方归来了。我走了很久,我走了十年。回头望过去,这十年像匹奔马,跑得好快,我连缰绳都拉不住。

这十年的生活是饱满的,因为它被密密麻麻的日子填满,被匆匆忙忙的脚步走完。

                        

走出历史阴影

走出历史的阴影,这对黄帅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工程。她的感觉就像愚公移山,需要每天挖山不止,持之以恒,才能凑效。她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叙述了移山的过程。

“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不,‘过去’有时回来找我。在万籁聚寂的深夜,我躲进‘过去’哭泣。

‘过去’没有写在水上,水的特性是洗刷痕迹。‘过去’刻在钢板上,‘过去’熨在心灵上。钢板和心灵的特性是记录痕迹。‘过去’磨不灭,飘不散。

‘过去’好大,好高,好沉,是一座山。我背着这座山沉甸甸地长大。

少女时代,我无心打扮,无空玩耍。我用尽气力做的事是移这座山。我成功过,但仅仅是一瞬。我体会过轻松,重获过本然,然而我会立刻恢复沉重。

我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自觉沉重’。

长大以后,我的承重能力在磨难中提高、拔节。我背着山,一步一步,奋然前行,心中充满了时代的悲壮感。

不沉重的瞬间毕竟是个美好的感觉,它招引我,诱惑我,我无力抵御,我在心中盼它想它为它忙。先忙着加长这样的瞬间,后忙着将这样的瞬间接在一起。持之以恒的演练之末,我终于有了不沉重的一小时,不沉重的一个早晨,不沉重的一整天……

从少年向青年迈进时,我在一镐一镐地刨山,让那颗沉重的心一点点释重;从青年向中年过渡时,我在一锨一锨地移山,让那颗拥塞的心一点点透气;在我漫长的生命过程中,命中注定要为此事忙碌。自力不足时,我也凭借他力。

1979年夏的一个黄昏,我挽着父亲漫步在中关村的田间小路上,那是我们父女俩每天必至的‘谈心路’。父亲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我倒下,这个人便是我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我挺立,这个人还是我自己。

天边灿烂的晚霞似乎帮助了我的悟性,我顿时领会了父亲对我的人生点拨。从那天起,我开始刻意在心中不再挽留沉重;从那天起,我开始本能地拒绝将使自己倒下的重压。我学会与沉重抗争了,我不再自残了。我的精力和心力可以放在‘体验沉重’以外的事情上了,我读书‘入’了。

大学时代,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用巨大的温暖将我心头的冰霜一层一层融化,对她每回忆一次,便感动一回。如今,我又回到母校工作,每天漫步在芳香的校园里,不断地即景生情,不断地感慨万千。

现在,办公室是我每天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领导和同事都是向周围辐射温暖的人,没有人会在那里感到寒冷。当今日的温暖和旧日的温暖融合为一体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感动不过来了。感动中的我不知不觉地远离了沉重。

丈夫用宽阔的肩膀和宽阔的胸怀帮我挑去了一半的沉重;儿子小松树般的茁壮成长冲走了我心中的一堆堆乱石;朋友们的在乎与理解使压在我心头的大山摇摇欲坠了。

我依然在‘移山’,作最后的扫尾工程。我知道应该怎样完成这个人生课题。

尽可能地多想想他人的痛苦,少想想自己的痛苦;多想想他人的不幸,少想想自己的不幸;多想想应该如何原谅他人,少想想应该如何原谅自己;多想想如何去温暖他人,少想想如何去保暖自己;多想想人生是个美好的概念,少想想人生是个苦的概念;多想想怎样才能不去伤害他人,少想想别人应该怎样不伤害我;多想想别人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少想想自己是否受得了。

总之,关爱父母,不会错;关爱丈夫,不会错;关爱孩子,不会错;关爱朋友,不会错;关爱他人,不会错;关爱社会,不会错。关爱的半径越大,自己的心情越不会沉重。

黄帅在文章的末尾兴奋地写道:

“学会感谢,学会报恩,学会理解,学会宽宏,学会不要过分关注自我。当自己的一颗心为父母,为丈夫,为孩子,为工作,为朋友,为社会,为更多的人和事忙得叫苦不迭的时候,‘愚女移山’便可望实现了。

看来,我得道了。

她被自己感动了

人,被别人或者一些重大的事情所感动,是很容易的,北京十里长街送别周总理时;中国女排“五连冠”时;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获得成功时;或看一部小说,一个电视剧,与书中、剧中人物的命运同喜同悲,爱恨交加;或被现实生活中某件高尚的人和事所感染等等,只要他(她)还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正直与良知。就可能被感动。

但是,能被自己感动就十分困难了。

黄帅就被自己感动了。

有一天晚上,黄帅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寓所里,夜深人静,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悄悄消退。屋里静的只能听到时钟的脚步声和自己的心跳及呼吸声。黄帅对自己说:现在这个天地完全是你自己的,你的心灵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海阔天空地回忆,你可以无所顾及地搜索,寻找锁定任何人,你可以在此时对他们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或爱或恨。爱,她回忆过了,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感激不尽。恨,她也搜索了,她问自己:你恨谁吗?你可以不告诉任何人,你现在的心房是完全私密的。她搜寻了心灵的所有地方,努力去发现恨的角落。当她发现自己心中哪里都没有藏着恨,就再次寻找,真的还是没有……,黄帅被自己的这种心境、思绪深深地感动了,不知不觉,她的眼框湿润了,继而泪如泉涌,她就任其自由流淌,不去拭擦。

黄帅发现,她已真正走出了个人荣辱。这是多么不易啊!

黄帅打心底这样认为:一切一切都是那个非理性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时代受到伤害的人千千万万。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片树叶,被政治风暴卷入其中,或飞向高空,或跌落深渊,都是不由自主,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即使带有利害考虑的纯粹个人行为,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本性,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高尚、纯粹。

“学会感谢,学会报恩,学会理解,学会宽宏,学会不要过分关注自我。将自己的身心浸泡在浓浓的爱中。”

这就是今日黄帅。

                     

惧怕记者

黄帅一直惧怕记者,这使我这个从事了18年专业记者的我羞愧、汗颜。由于我们承担的特殊“使命”,特别是“文革”期间,出于政治的需要,我的同仁们自觉不自觉地深深伤害了黄帅。使她至今谈起记者来仍然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没有她这种特殊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特殊心情的。她在一篇短文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情。

“长大以后,我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带着这样的一身色彩,有人说我是青面獠牙的怪物,有人说我是被风潮愚弄了的无辜……

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我是高尚?我应该是那不曾被评判过的我。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刺目,也有人曾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耀眼,我自己则始终觉得这身色彩很沉重。

这身绝非本色的“色彩”都是记者给涂抹的。

“其实,我不仅仅是怕记者,更怕的是我自己,怕自己对文字的安全性把握不好。

经过了很久的岁月,我的心态向着自然回归了一大步,藏在心中的许多‘怕’缓和了很多。我想起了1984年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发生过的一件事。

有一位年轻的外地记者,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到北京来采访我。我虽然心中过意不去,给他买北京果脯,买北京瓜子,但始终没有回答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包括可以回答的和难以回答的。我当时实在是怕他写下大段大段的‘黄帅说’,再打上冒号和引号,然而那些话却是我下辈子也想不出来的。

与他握手道别时,他说:我是你的同龄人,是抱着理解你的心情来采访你的。你拒绝理解是很伤人的。

他的忠告是诚恳的,如今我深深的歉意已不仅仅是对他一个记者,而应该是更宽泛的。

谁不渴望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周围是个理解的海洋?我虽然沉默了很久很久,但不曾忘记过来自你的温暖。一切搭救过,帮助过,理解过,关心过,同情过,在意过“那个小学生”的人,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笔至此处,那一份份遥远的和身近的温暖一齐在我的躯体里融化开来,我的双眼发潮了。”

正因为如此,黄帅对我敞开心扉愈加可贵。

痴心妈妈

黄帅是地地道道的痴心妈妈。她对儿子的爱,是从周身每一个细胞中喷涌出来的。是那么炽热,是那么彻底,是那么无私,是那么无微不至。她办公桌上玻璃板下压着10张照片,9张是儿子的,只有一张是自己的。不知黄帅这么做是随意,还是刻意,如果用这个比例计算她和儿子在生活中的分量或她给儿子和自己的爱,结论是:儿子占90%,而她自己只占10%。我想这么说也许不很恰如其分,但起码不会很过分。看看黄帅自己交待她是怎样疼儿子的。

“细细想来,我也的确够‘痴’的。

儿子要钻工地上的水泥筒,我便从家拿了墩布将水泥筒里的土擦净让儿子去钻;在麦当劳吃薯条时,总担心手不干净,因此让儿子咬去一大节后,最后的一节小尾巴统统放到我的嘴里。直到有一天儿子自己吃著条时,也把剩下的小尾巴放进我嘴里,才把我吓了一跳。

盛夏因担心空调对儿子身体的危害,我一整夜地充当人力风扇。开空调时,按一下电钮就万事大吉了,可开人力风扇却需要不间歇地按感情钮或体力钮去操作。吃每口饭时,我都在小勺上一丝不苟地布局,米饭垫底,动物蛋白或植物蛋白类夹在中间,蔬菜类高高在上。勺勺营养均衡则必然顿顿营养均衡,顿顿营养均衡则必然日日茁壮成长,我如是想;儿子多吃了一口,我便能联想到将来的他身材魁伟;少吃一口,我便担心他将来会成为二等残废;儿子笑一下,我便觉得看到了世上最名贵的花正在吐蕊;儿子哭一声,我便会紧张得不知所措,或找药,或倒水,或抱起,或搬到我腿上,我的大脑全乱了。几乎每天,我对孩子都要说上几十遍‘你是妈妈的命根子,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永远永远爱你……’”

黄帅后来也反思自己的母爱。

“你对孩子爱得如此淋漓尽致,你希望孩子也同样地爱你吗?

最近我心中冒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就是不要让孩子太爱妈妈,不要让他对妈妈的感情过浓,希望有一天他能承受得了失去妈妈的痛苦。现在日本有许多恶性事件的主角,都是因为失去母亲或祖母而精神崩溃,误入歧途的。想想自己对父母的感情也是太浓厚了。根本不敢去想‘如果有一天,万一……’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母爱应该是轻松的,而不是沉重的。妈妈的使命不是让孩子一直依附着,而是让他将来能够脱离母亲。

我们这样的痴心妈妈会不会使孩子变得脆弱不堪?不是吗?我有一天忙得忘记说‘你是多么可爱,妈妈是多么爱你!’儿子会莫名其妙地不安起来。当我们这些妈妈都在以‘爱子明星’沾沾自喜时,丈夫们却常说:你快把孩子毁了。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我们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母爱形式的更新、母爱含义的升华。也许应该更多地爱在心里,也应该让孩子不只是一味地吸收爱,而是渐渐地懂得收到的爱是应该向周围辐射,向外面传递的。

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愿化作一团热腾腾的空气将儿子温暖地包围起来,使他不致寒冷。也盼他长大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在那里留下—片温暖,一片人情。”

是啊!对孩子的爱不仅需要感情,更需要理智,尤其对于母亲。

黄帅对儿子的爱既是炽热的,也是平等的,理智的。我问过她,你跟儿子关系怎样?她答:很好。是母子还是朋友?黄帅说:既是母子,又是朋友,而且是无话不谈的那种。我看见了他们短暂的相处,感觉挺朋友的。我对她竖起了大拇指:你的教育成功了一半。我关注了许多年家庭教育,曾担任过一个家庭教育杂志的总编辑,凭我的经验,只要父母同孩子的关系十分融洽,双方都可以向对方讲心里话,教育效果都不错。

                        

为何没改名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默默无闻时,一切生活都是正常的。一旦出名,麻烦就全来了。黄帅对此深有体会,其他名人何尝不是如此。

黄帅这个名字,对于她的同龄人,或者比她大的公众来说,那是响当当的。特别是在广大城镇,几乎无人不知。出门在外,一听“黄帅“,大家一齐投来惊讶的目光,紧接着,找她聊天的,采访的,公开议论的,窃窃私语的,合影的等等接踪而来。

我问黄帅,你为什么不改名,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说,这个名字是有些来历的,不能改。初到人间时,我是一个不会啼哭的“死婴”。不知在暖箱里呆了多久,小生命才渐渐复苏。父亲说,应该给这女娃起个强有力的名字,不然这个孱弱的生命说不定就会夭折。于是我有了一个硬邦邦、响亮亮,很赋有男子气概的名字“黄帅”。幼时,我体弱多病,包裹着我的红锦缎斗篷随着爸爸妈妈的身影飘遍了京城的各大医院。为增强体质,7岁时父亲开始教我游泳。我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才渐渐强壮起来。

我不用多问了,这个问题已经回答的很明白。黄帅这个名字寄托了她父母的无限希望。


她与日记


黄帅此生与日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日记。写日记,锻炼了她观察事物的能力;提高了她的文字表达水平;增强了她感悟生活的灵感;提高了她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日记使她出名,日记曾经带给她荣光;是日记给她惹了祸,日记也将她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她高兴时,用日记抒发她的兴奋;她苦恼时,对着日记倾诉她的烦忧;她伤心时,日记帮她疗养伤口;她孤独时,日记陪伴她走过寂寞;日记,练就了她的隽永的文笔;日记,练出了她一笔秀丽的好字;非理性时代,她惧怕日记再给她带来灾难,曾含泪将许多本日记付之一炬;“文革”过去后,日记又回来找她,她又开始写日记;日记,是她每天都离不开的朋友;日记,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记,是她半生历史的浓缩写照;日记,是她顽强生命的真实记录。

黄帅谈到日记时,是这么说的:“很久以来,我不愿意让思绪在‘日记’这个概念上驻留,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创伤还刻在心灵的深处。只要当我的意识偶然间与‘日记’的往事相碰撞时,我的心便开始翻江倒海,久久不宁。我多么渴望它是凝固的歌在我心灵的一隅安睡,可它总是舞弄着两只留着长指甲的小手不停地抓挠着我的心。

在母亲眼里,文字是世间最可怕、最不吉的符号系统。母亲曾经跪在地上求我永远不要再记日记,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要一提笔,心中便是一阵痉挛,大脑中的潜意识似乎会自动地开始运作,好像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计算着每个文字与是非的直线距离或曲线距离,真不知安全系数是多少。当落笔的文字在方格上爬行时,我的意识却屡屡跳出方格去审视每个字是左了?右了?会不会落入网中?

我虽然从少时起便对文字有所偏爱,但是母亲的老泪总是纵横在我的心里,残酷的政治风云在划破了时代、划破了一代人的同时,也彻底地划破了我。心灵上绽裂的伤口一碰就向外翻,就流血不止。

历史的悲剧就像是一个已经碎了的玻璃柜,无论时光飘逝了多久,里面的东西仍然依稀可见,淡化不了,模糊不掉。即使你闭上了眼睛,它还是停留在你的视觉里,感觉在你的全身,让你大脑中的每根神经挂满串串硕大的铅锤。从少女时代起,我就学会了自觉沉重,我沉甸甸地长大……

是的,我对日记常常感到惊悸。为此,我曾在日记本的首页写上假名‘毕凡’(避免麻烦),但是,这多年来,我没有和日记告别。当我和它含泪告别,离它远去时,它总是又回来找我,语重心长地说,我对你紧随不舍,决不是为了向你摇尾乞怜。事实上,我在那里都能找到主人,我是为了成为真诚帮助你的朋友。

日记对我的真诚是可想而知的。无论你吐出多少苦,它都全部吞下;无论你唱出多少欢乐,它都洗耳恭听;它记录着我的思想轨迹和生活悲欢,每每重读日记,总是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一次新的启航,完成一次自我反思,完成一次青春马达的再启动。它是真诚的,也是有力量的,我为什么要抛弃它呢。况且,日记还是一种廉价的人生摄影,无需多少代价,你便能获得你生命的全息镜头。难道日记还不能算是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回味,自我激励的完美形式吗?

这里摘录黄帅的一篇日记,看看她在怎样记录、激励自己。那一年,她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两个春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

读起我的业务书,就像一条小溪缓缓向前延伸。一个概念,一个框图,一段程序给人一种安宁的情趣。

读起文学书籍则迥然不同了。心灵的原子开始碰撞,开始自激,开始兴奋。

我喜欢在这两个长廊里漫步。专业是我的工作,我的立身之本,我的社会责任,也是我的所爱。

文学,则是我的另一个天地,是我的点缀,我的色彩,它可以使我去观看无数个人生,无数段历史。使我学会爱人类,爱祖国,爱人生,爱自己。

寥寥数笔,写出了她的事业追求、业全爱好,写出了她的敬业精神、博爱之心。

一位同黄帅素不相识的读者,看了发表在《青少年日记》上的《黄帅日记新编》,曾用诗写下了他的读后感:

“你握住属于自己的笔,

书写你沉稳的足迹,

反思《伊利亚特》的悲剧,

剖析中世纪的神学体系。

你慢慢地研读,

细细地品味。

因为深味浓黑的悲凉,

才百倍钟爱新的世纪。

为工作快乐,为快乐工作

《职业》杂志曾发过一篇刊首语:《为工作快乐,为快乐工作》,这一题目引起了黄帅的共鸣。她觉得这是一个好题目。作者用慈爱的笔触由衷地祝愿我们大家都能“高高兴兴享受每一件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喜悦”。

黄帅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内心开始响应。她说:

“首先回望一下自己近20年来时断时续、海内海外的职业生涯:我做过技术,当过记者,搞过研究,干过翻译,现在是一名编辑。

“应该说每一个阶段都感受过工作的快乐。

做技术时,当我用软件将图书馆管理起来,我向系统查询什么,它便对我回答什么,我兴奋过;当记者时,我穿过泥泞的小道,亲临印刷厂帮助排版工人拼版,在我写的第一篇科技成果信息化成豆腐干那么大的铅字时,我兴奋过;搞研究时,当我在庞大的数据挖掘中发现规律时,我兴奋过;干翻译时,一想到日本制的彩电、照相机、计算机……的说明书说不定就是我翻译的,我兴奋过;现在当编辑,更是一个幸福的职业,每天过着窗外有竹、桌上有书的风雅生活,快乐本身就是我们编辑部的空气。

概言之,工作是美好的。进入工作就是进入好感觉,就是进入快乐;

因工作而痛苦会有很多原因,比如工作过度饱和。

如同美国的‘简单生活’提倡者丽莎·茵·普兰特所描绘的那样:我感到自己像馅饼中的馅被包裹着透不过气来。有时,我真想把这一切抛开,逃到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我而又有时间思考的地方,不去管婚姻、孩子、家庭、工作、朋友、一切的一切,只盼有个喘息的机会。但明摆着,我不能。如果摆脱这些,我生活中所爱、所珍惜,以及费尽心血完成的一切就倾空了,所以我不堪负重,

我不知该如何给自己减压。

我们在网上交流过,我说:“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在追求既定目标或盲目的追求中,往往忽略了生活本身的意义和生命的真正目的。

人应该活的效率而从容,就像喝酒,酒入口,总该品一品。

黄帅说:“是的,现在大家都狼吞虎咽着每一个日子,好像都在被一只疯狗(或许是时间的压迫感)追赶,有几个能细细地品、咀嚼生活呢?我和很多人一样并非对此不觉悟,而是没有勇气和力量从这巨大的惯性中冲出来。意义也想累了,我也希望自己能真正融化在日子里,那便是意义。拼命追求意义的地方都不会找到意义的,和您的感受一样。”

黄帅有时候也这么想:何苦与自己较劲呢?明明已经身心交瘁,还要待到身心俱碎?不如普通一点,少挣一点,少痛苦一点,多自在一点。虽然你没有大房子,也没有车子,但当你的孩子头枕着你的臂弯恬然入梦时,你心中不甜吗?这又何尝不是你的事业呢?

梭罗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带着一把斧子走进森林,他说:“我来到森林,因为我想悠闲地生活,只想面对现实生活的本质,并发觉生活意义之所在。我不想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才发现我从来为享受过生活的乐趣。我要充分享受人生,吸取生活的全部滋养。”黄帅说,我们大概都还不能像梭罗那样归隐山林,而要去工作(适当减点压是对的),但我们有一条不能含糊:要为工作快乐,为快乐工作。

                         

好好孝敬父母

黄帅同父母的感情是最深的。除了一般家庭都具有的骨肉情,哺育情外,他们还有患难情。

黄帅和她的父亲,既是父女,又是朋友。父亲是她的靠山,也是她的良师。他们可以无话不谈。当她抱怨在日本读不到很多中国书时,父亲说“没有机会读书时,可以读人。每个人都是一部书。”

黄帅说,她读得最多的人还是父亲,与父亲谈科学、谈人生、谈未来,总能使我的思想疆域开阔很多。我非常庆幸自己身边有一个可以随时翻阅的父亲。

她曾和父亲谈起祖国的经济大潮和东京的商业诱惑,父亲嘱咐她:“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从此,黄帅明白了:虽然当今很多观念已经更新。金钱的味道已不完全是“铜臭”,它也具有了象征能力与智慧的光环。但是,不能将青春全部供奉给它;不能因了它,开始精神贫瘠。

在父亲的启迪下,黄帅觉得:对人生的画卷应该采用“大手笔”,算“大帐”,做“大买卖”,即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黄帅说,父亲是我的心理银行、精神马达。心贫时即可获得补充,消沉时便可得到激励。在我历经坎坷的人生路上,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为我断惑开智,呵护着我的精神。

黄帅谈到母亲时说,那是我的空气、我的海洋。她在日本留学、工作的10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她的妈妈。谈到她的学习、工作,她觉得特别充实、饱满。想到她的妈妈,她说:这十年是空寂的,因为在日本的上空望不见故乡的星辰,在它的大地找不见妈妈的笑颜。每当乡情泛起,她便坐在窗口将视线一点一点接长。如果被什么东西障住了,就闭上眼睛,用心力将视线穿它而过。再碰到障碍物的时候,再用心力穿它。就这样,视线会被一颗热烘烘的心送到很远而又很熟悉的地方,仿佛那里就是她的港湾。她好比一叶小舟,漂泊得越远越久便越想接近她。

可是,当心力交瘁的时候,她的视线往往会被千山万水阻隔、中断,无法抵达那方热土。

当她怎么努力也望不见故乡的时候,常常独坐窗前,自己吹落自己的泪花,心中慨叹着古人的绝句“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思念妈妈的时候,她便在灯下取出妈妈的照片,有笑的,愁的,黑发的,灰发的,常常摆“一桌的”妈妈。当她端详妈妈的每一张照片时,总能读懂特别多的内容,并坚信那便是妈妈正要对她嘱托的。有时,她甚至会听见妈妈从前的和今后的声音。

可是,无论她如何倾听,妈妈的声音也无法在耳边真实地回荡;无论她如何将妈妈的照片贴在胸口,也无法感受妈妈真实的温暖怀抱。多少个夜晚,“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成为她梦中的主题。

回到国内,黄帅把对父母的思念都转化成了孝敬父母的实际行动。她不论多忙,每周都要带儿子回家看望父母。有时候工作太忙,就把要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身边加班,也要同双亲呆上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给父亲看,有时他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其情切切,其意融融,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爸爸70岁生日时,黄帅问爸爸有什么心愿。黄帅爸爸最大的心愿是买一辆三轮车,让外孙和黄帅妈妈坐在上面,在附近兜兜风。于是黄帅就帮爸爸办了这件事。现在周末经常可以看到,黄帅娘家的小区,有一辆新的三轮车在转。有一个老头在蹬,坐在上面的一会是老太太,一会是小男孩,一会是老太太和小男孩挤着坐。那个在路旁始终凝视着这辆三轮车的女性就是黄帅。

黄帅的妈妈是个足球迷,她每次回去都忘不了给母亲买份《足球报》。她儿子每周回去要看动画片和少儿节目,他姥姥要看足球赛,老小常在选择节目上发生矛盾。为了保证妈妈看好足球赛,黄帅又给家买了一台彩电,放到了父母的卧室。母亲腿不好,脚怕着凉,黄帅就特意上街给她买了一双超薄的保暖拖鞋,老人家穿上,既暖和又轻快,直夸奖她小帅是个大孝女。

黄帅说,对父母的孝敬永远也没有做够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生命,把我养育成人,我给他们惹了那么多麻烦,父母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爸爸就是一句话“一切往爸爸身上推”。父母帮我度过了重重难关,我怎么做都无法回报他们大恩之万一。

思考与祝愿

采写完《走近黄帅》,我长长地抒了口气,仿佛是放下了沉重的历史,但我的心情依然轻松不起来。

“小学生事件”的一幕幕向一个个定格的镜头,挥之不去。

一个人,一个家庭,做了某一件事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可以突然大红大紫,被捧到九天之上;同样还是这个人,这个家庭,同样还是过去做了的某一件事情,换一个时空,又突然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无情批判。                     

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是匪夷所思。

没有客观是非标准,只有政治斗争需要。

一级组织认定的问题,后果往往要由个人承担。

这是非理性时代的特产。

现在的年轻人那里知道,我们亲生经历过的那个可怕的非理性时代,是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国人民每时每刻都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一切以阶级斗争的需要为转移。小说、电影、戏剧、历史人物、传统典故,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件产品,一封来信,一篇日记,都可以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客观事实变成了儿童玩耍的积木,可以任意组合;是非标准变成了孩子手中的橡皮泥,可以随手玩捏;不顾实际,乱拉因果,随心所欲,无限上纲,多么荒谬的言论都可以出笼;什么荒唐的决定都可以做出。客观事实,是非标准,都能不管不顾;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意愿,人的情感,统统可以忽略不计。人性可以践踏;道德可以不顾;友情可以埋葬;良心可以出卖。你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力量,你是座上宾还是狱中囚,惟一的依据就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这就是非理性时代。

“小学生事件”正是非理性时代的产物。

所谓非理性,就是不能用正常的是非标准去判断事物。就是不能用传统的思维逻辑去思考问题。

在非理性时代,一切在理性时代认为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切在理性时代认为不该存在的事物都可能存在。

好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

“小学生事件”有了正确的结论,黄帅父亲的冤案平反了,一切都随着时代的进步成为过去,一切在时间、正义面前都恢复了本来面目,一切都归于正常、平静。我们回忆、记录这段历史,是为了认真记取深刻的教训,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参照系。

把所有在这个事件中发生的矛盾、问题、误解、恩怨统统归于那个非理性时代吧,原则上讲,个人不应承担什么责任。这样,一切都会化干戈为玉帛。

祝黄帅和她的家人从此避免坎坷,一路顺风!

愿千千万万曾被时代风云划破心灵的老师、同学、百姓,不再苦痛、不再辛酸!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彩虹,走进阳光,走进希望!

愿我们永远告别惊魂动魄的日子。

12亿勤劳、善良的人民都能心灵宁静,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原载2007年第5期《报告文学》杂志)


 作家简介


王灵书,男,笔名远行。1947生,山西榆社县岚峪村人。中共党员。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1964年参加工作,曾在岚峪公社、县政府工作,担任公务员。1968年参军,历任解放军战士、报道员、新闻干事、指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1985年以特殊人才的身份,经国务院军转办特批,调动转业到《中国妇女报》当记者、编辑;后担任通联部、科教部、记者部主任、编委兼《家庭周末》主编、社长助理;《家事》杂志执行主编;《中华家教》杂志总编辑;“中彩网”总编辑;“高级记者”职称。“中国软件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他先后出版了14部著作:长篇报告文学《失落的小太阳》;爱情专著:《爱的寻觅》;《那些人 那些事—— 一位资深记者的高层访谈》:社会问题专著:《当代警世通言》;家教专著《走出中国家教盲区》;女性问题专著《半个世界咏叹调》、《女性百味人生》;新闻专著《新闻竞争的秘密武器》;《中国妇女百科全书》(担任副主编);名人访谈《名人探秘》、《明星写真》;小说《两个想上天的孩子》、《妈妈和儿子》养生专著《健康长寿的诀窍》(与妻肖兰珍合作)等。此外,还有数百万字的各类新闻作品。作品先后23次获奖,被收入40多部书中。


编辑:水银月亮